我爸爸清楚外面的世界全是坑儿，一不留神就能摔死人。他在厂长的启发下，认为体内循环是三产另辟溪径的好办法。回场后他开始游说厂领导，说应该搞花园式工厂，然后参加全国评选，为局里争争光。厂长认为这个事可以挣来面子，居然被我爸爸说动了。
不久我爸爸带领三产职工，热火朝天地搞起了厂区绿化。这一来三产的工人们总算是有事干了，在外人眼里他们还挺忙活的。
几个月后，在全国的花园式工厂的评选中他们果然拿了奖，厂长被局里点名表扬了。奖杯到了手，厂长终于意识到自己钻进了我爸爸的圈套。绿化这种事是年年干，年年干不完的，再加上我爸爸脑筋灵活，只喜欢在厂区里种花养草，表面上把工厂弄得花团锦簇，姹紫嫣红。但俗话说：水性烟花，花草这东西一年一枯荣。第二年，三产继续向厂里申请绿化经费，于是三产的活儿源源不断，三产职工的工资待遇竟比一线职工还要高些。当时很多人都申请去三产，一线职工的工作热情被彻底动摇了。
厂长本来希望三产能走出去，成为为企业下金蛋的鸡。所谓体内循环的许诺，不过是请我爸爸出山的诱饵。但万没有想到我爸爸这人太过认真，真把原单位当成三产的奶妈了。厂长不清楚我仅仅是个认真的人，反而认为他这人三十六个心眼，一肚子转轴，是有意挖工厂的墙角，所以这种不利局面必须要马上扭转。厂长总不好意思马上就食言，只得希望我爸爸能够自我反省。事情上我爸爸执迷不悟，一条路准备走到黑。一年后厂长实在憋不住了，命令道：从今年开始，厂区的绿化工作以木本植物为主。
我爸爸立刻就明白了，单位是要断奶，没准明年三产就揭不开锅了。出于责任心，也是为了手下几十号人考虑，他不得不另想出路了。
俗话说：老天爷俄不死瞎家雀。聪明人总能立于不败之地，我爸爸是又聪明又勤奋，在众人眼中是个完人。
三产倒腾了两年花草生意，父亲对这个行业有所了解了。我爸爸认为三产职工们的生路，还应该在花草上动脑筋。
我十岁时的一个下午，我爸爸带着几个三产职工进了家。众人捧骨灰盒似的，将两株造型高挑的盆栽植物放在桌子上，我爸爸则抱着胳膊，端详祖宗似的左右欣赏着。后来他挥着手说：“你们赶紧去弄火车票吧，要软卧。这东西在我家里放着，我看着，万一出了事，我负责。路上，咱们一定要多加点几个小心，最少去三个人。”
有个职工说：“买软卧必须得找厂里开证明，处级干部才有资格坐软卧呢。”
我爸爸哼了一声：“找厂长开证明去，咱们这两盆花还顶不上一个处长啊？”
当时我和我妈都在旁边听着呢，我们俩都听傻眼了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两盆花就能顶上一个处极安瓿？而且他们还要去外地？还要坐软卧？去外地干什么？我爸爸早就不倒腾国库券了。
职工们走后，我妈问忧心忡忡地问：“你发什么疯呢？”
我爸爸兴奋得脸膛通红，呼吸急促。“厂长那个白眼狼要断了我们三产的财路，嘿嘿，没门。你看见没有？就这两盆花，就保我们三产三年的工资。”
我和我妈依然是丈二的和尚，摸不着头脑。两盆花能吃三年？除非是能开出金花来！就是金花值不了那么多钱。
其实社会变革，往往是从金融革命开始的，金融革命又大多带有赌博性质。
欧洲的中世纪末期，资本主义萌芽蓬勃发展着，金融游戏成了人们发财致富和聚集财富的手段。当时欧洲人相中了东方的香料，这东西又稀有又难得，属于高档奢侈品。于是富豪和市民阶层开始对香料进行大力追捧和炒作，很多人的倾家荡产，其原因仅仅是几公斤香料。一时间，香料的价格朝过了黄金，香料代表了财富与地位。为了追逐香料，人们想尽了各种办法，对香料的爱好甚至促成了新航线的开辟和地理大发现。但随着新航路的打通和大帆船的建造成功，延续了百年香料神话突然破灭了。地中海国家从此一蹶不振，因为他们失去了拳头贸易产品。后来欧洲人又看上了郁金香，炒得更离谱了，一只黑郁金香就能顶一套豪华别墅。直到荷兰人将郁金香彻底产业化，疯狂的郁金香时代才告终结。
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，中国社会酝酿着空前的变革，社会变革就意味着财富再分配。哲人说：资本妖怪往往以最美丽的形态显形给人类。这话精辟至极啊。
当时不少中国的有识之士相中了君子兰，一场类似郁金香或香料的金融轮盘赌逐渐成型了。
那几年，神州大地演绎着一处关于君子兰的壮丽史诗。谁也说不清楚，中国人到底吃了什么药，君子兰竟成了全国最为紧俏的奢侈品，对君子兰的追捧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。到处都流传着因为倒卖君子兰而发家的神话，到处都传播着因为培育出新品种而成为富翁的佳话。这个神话的大本营在长春。
当时人普通人的月工资只有几十块钱，但一盆极品君子兰可以卖到几万块。如果拥有一棵极品君子兰，而且能分出小株屡次倒卖的话，一家人转眼就能成了万元户。传说有一个长春的老头，养了几盆品种珍稀的君子兰。他从来不敢让外人欣赏，甚至连儿子都防着一手。这老头伺候君子兰比伺候他妈还尽心，结果某天夜里，几盆君子兰不翼而飞了，天还没亮老头便断了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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