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们都是做事情的人，一看“征虏大将军府”根本没有所谓修建新大学堂的预算，甚至郑泰现在手下就几个人，哪里还能不明白？
郑鸿逵和洪磊寒暄了几句之后，便赶回了自己的办公署之中，他名义上并不属于“征虏大将军府”，还因为擅自决定船队的去向，回来迟了近两个月，郑成功直接传令让他处理好堆积已久的机构设置调整事务后，再回将军府见他。
这其实也类似于“罚酒三杯”了，郑鸿逵不听命令，擅自决策，郑成功自然是要表态的，但这种主观能动性，他又十分需要，而且对方的处理确实没错，可以免除更大的后患，只是碍于信息传递问题，无法及时沟通。
郑鸿逵对此自然心领神会，他也知道当初一些机构部门设置的不合理，随着明郑的发展已经越来越明显，调整更是迫在眉睫，必须趁着这次机会，才能名正言顺。
不仅如此，当前机构的调整，其实还是在为明郑将来入主江南做准备。怎么处理和江南乡绅们的关系，以及那十几万驻守地方的卫戍绿营军。只要明郑在关键决战中取胜，必然会有半数以上反正，他们又如何安置，都是不得不妥善解决的问题。
但如果要妥善解决他们的安置问题，开出足够丰厚的条件，让这些本土力量协助明郑治理地方，明郑就必须要有足够的位置和资源留给他们。
要知道，满清入主中原之所以如此顺利，很大的一部分原因就是这个族群在连年的战争之下，已经大大缩小，关内的利益又太大了。而且在关外的时候，皇太极便已经基本处理好了满汉之间的政治关系，储蓄了一大批可用的汉臣，铺好了那些汉奸们投降的大道。
换言之，也正是因为有足够多的利益可以分给那些汉臣，满清才会在遍地反抗的时候，获得这些力量的坚定支持。要知道，面对满清屠刀，不惧生死，坚持抵抗的英烈很多，投降叛国的人，也同样很多。
而后来的李成栋，金声桓，姜镶等人反正，便是因为投降的人实在太多，南明小朝廷又不堪一击，不仅无法损耗存量的汉臣，还有源源不断加入的新降人，现有的利益实在不够分配了。
但这一轮反清高潮结束之后，各路绿营军之间相互损耗，满清八旗也损失惨重，满清又空出了许多位置，这才有了吴三桂，孔有德，尚可喜，耿仲明等人的再被重用，否则他们恐怕就要一直被闲置在辽东了。
现如今，郑氏也有很多人翘首以盼，明郑体系更是早已经无比完善，很多人都等着这次北伐之后，有进一步的升迁空间呢，这里面的利益要如何分配，郑成功必须提前做出决策，否则北伐之路会困难很多，在江南站稳脚根更难。
甚至，就算不说政治上的利益，单单是经济上的利益，便有得头疼了。等明郑兴复江南之后，当前的贸易格局必然要被打破。大明和海外的需求就那么大，早已经饱和，各地还需不需要那么多工坊，现在明郑在闽南粤东地区已经成熟的这套模式，可不可以复制，推广，都是问题。
福建当前实行的政策是有很大局限的，将来兴复的那些地方，大概率只能是用传统的法子，恢复生产的同时，接着为战争服务。至于其他的东西，很多都根本无法实行。郑成功没有那么多银子和粮食，闽南粤东的奇迹，实际上是整个大明的海外贸易倾注一省之地，创造出来的。
除此之外，还有郑鸿逵看来最为关键的，兴复南京之后，永历小朝廷要不要从西南接过来，接过来之后，君臣之间的关系又如何处理？
所有的一切，都需要在大战开始之前，做好谋划，否则到时候便是一片混乱，导致各项事务的推进延迟，这必然会给清军留下反扑的时间窗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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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沙城幕府内，和郑鸿逵一样，往往能把事情看得十分透彻，十分长远的洪承畴，此时同样踌躇不已。只不过，郑鸿逵的担忧和犹豫之间，更多的是得意，是对未来时局的乐观。洪承畴却是年老体衰，面对艰难时局，力不从心后的无限悲观凄怆，这种情绪甚至感染到了幕府的其他人。
尚可喜和朱喇玛东征惠州失败，虽然没有和福州大战那样损失惨重，但也已经伤筋动骨，尚可喜的藩兵元气大伤还好处理，但是八旗人丁不足，便是从关外抓，也最多不过补充一两万，可这是远远不够的，就算是扩充汉八旗，也不过是从绿营军中抽调罢了，拆东墙补西墙只是自欺欺人。
换言之，此时整个西南的重担，已经又落回了他这个督师经略的身上，也都落在了他整训的这数万绿营军精锐身上。郑成功的强势崛起使得洪承畴的压力比原本历史上要大得多，也比原本历史上更早陷入自我怀疑和绝望。
历经数年，耗资千万的西南防线此时固然已经构筑起来，从兵将四散到如今的近十万大军，洪承畴虽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，但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，特别是迟迟未建寸功，也看不到击败孙可望，取得胜利的希望，这才是最煎熬的。
对于孙可望在贵州的部署，洪承畴几乎无计可施，主动进攻，谋求进取，实在太过艰难，但清廷因为每年的数百万投入，财政几近崩溃，户部和朝野上下更是一直在催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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