金斧将军蒋宣，并非擅自进入京城，而是提前得到了高俅的命令。
高俅回京的理由是养病，带大部队肯定不行，没有贴身护卫也不行，蒋宣率领本部两百四十人作为护卫，这个规模再合适不过。
回到京城之后，高俅给小皇帝赵桓上了一道折子，恭请圣安之后，通报了太上皇擅自南下的情况，同时提出身体不适居家养病。
高俅这道折子是和太上皇划清界限，也算是因病致仕，然后紧闭四门，不和任何人来往，给外人的感觉就是两耳不闻窗外事。
高俅的全部家属，都已经让长子高炳、次子高尧康送回老家。现在的高俅府邸，除了蒋宣他们两百多人之外，就剩下几个做饭的婆子，里面没有其他人。
树欲静而风不止，这句话放在大宋年间最合适不过。
高俅主动脱离太上皇赵佶的阵营，让太上皇失去了一条得力臂膀，这对于小皇帝赵桓来说，无异于最大的支持。
可是就有那种无耻文人，总想平地生波，显得自己慧眼如炬。
高俅回到京城的第二天，就有人不顾金兵压境的巨大威胁，给朝廷上了一道弹劾高俅的折子，这个人就是无事生非的无耻文人——太学博士李若水。
李若水一贯自我标榜忠君爱国，最喜欢的就是高谈阔论、妙笔生花，把朝中大臣鄙视得一钱不值，就是不愿意干任何具体事情。当然，他也没有能力干什么事情。
李若水弹劾高俅的罪状，就是因为高俅“败坏军政”，致使“金兵长驱直入”，所以应该和童贯等奸贼同罪，应该抓起来枭首示众。
明眼人一看这道奏折，就知道李若水是胡说八道，最典型的诬良为盗。
朝廷的军权一直在童贯、蔡攸、种师道、姚古、折可适、刘延庆等人手中，高俅从来没有掌握军权，又如何能够败坏军政？
完颜宗望率领东路军长驱直入京城，罪人应该是边关封疆大吏，比如说黄潜善、詹度、梁方平等人抗击不力，贻误战机，和京城里面掌管皇家卫队的高俅，有狗屁关系吗？
高俅有没有罪？有罪！他最大的罪状，就是喜欢让部下军卒给自己干私活。
其实这条罪状的真实性究竟如何，完全是见仁见智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。
高俅一贯仗义疏才，而且知恩必报，对手下将士极为爱护，拥护他的人多了。
人和人之间是有感情的，即便在二十一世纪，军队里面也会有人和人之间互相帮忙。
一旦高俅家里有什么事情，手下将士都愿意过来帮忙。同事之间帮忙做些家务事，何罪之有乎？怎么能够扯得上“败坏军政”？
再说了，高俅又不差钱，难道请不起人干活吗？
当然，李若水也有一套推理：将领得到士兵拥护，就有拥兵自重的谋反嫌疑！
可是高俅手里根本没有军权，而且他根本就不是谋反的人，上纲上线也没用。
小皇帝赵桓除了贪生怕死之外，其实并不是白痴，并没有把李若水的胡说八道当回事，自然不会把高俅抓起来治罪。
朝中大臣更没有当回事，反而有不少人上门探望高俅的病情。
来的人多了，消息自然就多了，高俅此前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。
完颜宗望因为大宋朝廷仅仅赔偿了马牛羊，暂时解决了军队的吃饭问题，但是赔偿的金银不足，远远没有达到黄金五百万两、纹银五千万两、绢帛五十万匹的数量。
正因为如此，贪得无厌的完颜宗望仍旧屯兵城北，每天都派特使前来讨要，甚至威胁要纵兵四出劫掠。
随着时间推移，大宋朝的四方勤王之兵越聚越多，汴梁城方圆百里之内，很快就聚集了二十多万军队。
刚愎自用又好大喜功的李纲，终于忍不住跳出来，给小皇帝赵桓上了一道奏折：“金人贪得无厌，凶悖日甚，势非用兵不可。且敌兵能战之士只有六万，我勤王兵已到二十万。只要找准一个时机废除和议，然后发出讨伐檄文，定可取胜。”
只看见表面现象，压根儿就没有搞清楚敌我强弱的关系，就痴心妄想一场大胜。然后背信弃义，出尔反尔，平白给敌人以口实，重蹈针对大辽国的覆辙。
这严重违背了兵法所说：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
四周勤王之兵究竟有没有二十万，这是一个巨大的疑问，因为各路勤王人马，还在百里之外。
金兵主将完颜宗望和完颜阇母有什么能耐，女真鞑子有没有什么准备，大宋朝更是无人知晓。
既不知彼，也不知己，每战必败，这是最基本的兵法原则。
汴梁城十六座城门都已经封闭，李纲从来没有离开过京城，也没有办法派人出城仔细打探过金兵的情况。
仅仅根据外面报来的勤王之兵人数，就开始夸夸其谈，给皇帝画出一个香喷喷的馅饼。
谁敢说李纲的所谓计策，不是一个巨大的陷阱？
奸臣误国，这是没有异议的。
但是忠臣祸国更加严重，却最容易被人们选择性忽视！
后世小日本鬼子的军国主义分子，其实都是李纲这样的人。他们信奉一条：我做的事情会不会让大和民族灭亡，那和我没关系，只要我现在爱国就行了。于是，小日本鬼子下克上，就成为传统。
小皇帝赵桓一看种师道也赞成此计，于是派人悄悄出城传达圣旨，饬令各路兵马约日举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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