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生的路就是从一个错误走向另一个错误，如果错上加错就离死不远了。规避失败的最好办法，就是让别人为你的错误埋单。如此一来，某些人便成了传说中的成功人士。我和白门的确是犯了错误，我们没有找到能够为我们的错误埋单的人，或者说我们是找错了对象。
其实我爸爸犯过类似错误，我没能引以为鉴，完全我的失误。
据说我半岁的时候，小鸡鸡就能站着了。我爸爸非常奇怪，这东西也没什么用，如此姿态纯粹是浪费啊？后来他才发现儿子是尿憋的。
现在想来，童年那些岁月应该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了，原因是我还没有性能力。人没有性能力，烦恼自然就少了一大半。人们之所以经常怀念童年，或许就是这个原因。
我最钦佩我爸爸了，因为我爸爸是个能人，三十岁他就当上了车间主任。大家都认为他是做厂长的料，有些人甚至还偷偷拍过他的马屁呢。但我爸爸这人生性老实，吃饭的时候只吃面前的菜，放在别处的菜往往一筷子都不动。据说这样的人没有霸气，也成不了什么大器。另外他也不大喜欢应付人事，往往被人装进去了，还不明白呢。为此我爸爸在事业蒸蒸日上时，选择了停薪留职，下海了。最初下海是件时髦的事，虽然我妈并不这么认为。她说：“我爸爸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名誉，人一下海，名誉就坏了，跟投机倒把的差不多。”我爸爸却说：“生在没名没号的年代，个人的名誉根本不值一提。”对于这句话，我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明白。
我爸爸他老人家高瞻远瞩，他认为钱是未来社会的通行证，能折腾钱的人必然大有前途。在下海的第一年里，他老人家盯上了国库券买卖。当时国库券刚刚开始放开流通，所以各地买卖国库券时出现了差价。我爸爸听说，在济南八一年国库券的收购价是一块零三分，北京却是一块零六分，里外里差着三分钱呢。于是我爸爸动员了所有亲戚朋友的存款，一个礼拜中跑了三趟济南。后来他又听说合肥的卖出价更便宜，于是又往合肥跑。他先后从合肥、济南买回国库券，然后在北京的市场上出手，一次就能挣上好几百块。前前后后的，我爸爸为了国家债券能够顺利流通，折腾了一年多。据说他会议年挣了一万多块钱，这在当时绝对是天文数字了。
二十年后，上海的杨百万终于浮出水面了，原来他的发迹轨迹居然和我爸爸一模一样，也是靠国库券起家的。但可以确定的是，我爸爸没有坚持下来所以失败了，否则我横波现在就可以做衙内了。
俗话说，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。发财这等事往往是传得最快的，或许发财是天下最大的坏事？我爸爸发财的消息不胫而走了，不少人都跑上门来借钱，连不认识的都有。有人要借钱盖房子，有人要借钱结婚，还有人要借钱给爸爸办丧事。我爸爸逐渐发觉，借钱的人没一个是真想还的。他们的理由也非常简单，您都发财了，还能在乎我们这点儿？
后来家里被闹得不勘其扰。我爸爸只得像草头神一样，天天躲在外面，吃不得吃，睡不得睡的，人眼看着就瘦下去了。但借钱的人比我爸爸意志坚强，依然天天上门。他被逼得走投无路，甚至都动了换房子搬家的心思。就在这时厂长忽然来到我们家，这回我爸爸是不敢躲出去了。
厂长开门见山地说：“老横啊，我是请你出山的，你要是希望三顾茅庐呢，我就来三次。”
我爸爸自然不敢得罪厂长，只得陪着笑脸说：“我怎么敢呢？我回家也不过是为企业减轻负担。您有事您就说吧。”
原来他们厂的三产要玩完了，有人在厂长面前推荐了我爸爸，说老横是个能人，人家在外面赚了大钱，回了厂子就有起死回生的本事。如果厂里把他请回来，或许三产就有救了。厂长决定做一回刘玄德，于是亲自上门邀请我父亲回单位，整顿三产，再展宏图。
厂长信誓旦旦地拍着胸脯说：“你可以放开手脚，随便干，实在不成先来个体内循环也是可以的，只要把三产那帮爷爷给我按住，别让他们胡折腾就万事大吉了。”
当时的人不敢轻易得罪原单位，即使下了海的也一定要保全个番号，万一在外面混不好还能有一条退路呢。我父亲思索再三，决定接手三产，风风光光地做一番事业。
八十年代初，所有的国营企业都在开辟三产，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安排富余劳动力的。由于伟大领袖没有能力解决城市青年的就业问题，利用他们玩了大串联之后，便一声号令把他们扔到农村去了。十几年后这帮年轻人杀了个回马枪，城市的就业压力空前的严峻起来。由于企业都是国家的，不得不为政府排忧解难，于是安排大量人员，往往一个岗位上能出现四五个人。如此一来，国营企业都成了虚胖囊肿的大胖子，没一家能赚钱的。后来又有人建议说，应该大力发展第三产业，分流一部分职工，使企业摆脱人浮于事的局面。三产就是在这种背景下，风风火火地在各地搞起来了。当时市场机制并不健全，吃惯大锅饭的职工根本不知道外界是个什么样，所以三产走出去的努力，大多以失败告终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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